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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反正太阳底下无新事,双方哪个心里没鬼就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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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超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IDG董事长熊晓鸽曾想过当记者。

 

文革那会儿,年轻人想上大学,要得到群众推荐和领导批准。熊晓鸽在湖南湘潭钢铁厂当电工,会使出各种办法。他努力工作,给师傅们端茶倒水,拿钱给他们买烟。工厂里很多人都对他有好感。厂里的书记喜欢打乒乓球,熊晓鸽有空就陪书记打球,故意输个几分。

 

1977某天,书记打完球后说,明年我批准你上大学。那年10月,高考制度恢复。他考到湖南大学的英语系。大学时,因为自己的一篇文章被刊载在《湖南日报》头版,得到褒奖。70年代中东战火,战地记者特别是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经历吸引到他,于是就想做战地记者。但自学新闻理论,却因政治考试不及格,被社科院英语采编专业给拒了。

 

他来到北京当英语教师时,还惦记着记者梦。三年后,他考到了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研究生,这个班由新华社出资,专门培养记者。实习时,他把发表在创刊不久的《China Daily》的文章拿给自己的老师看,老师说,你写得太好了。

 

这位老师还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教授。得到夸奖,熊晓鸽很得意,但后来才明白,老师的意思是你把事情说得太完美了。老师告诉他,一个人的思维方式有限,眼界不够开阔,就会犯这样的错误,既然有潜力,就去国外看看同行怎么做,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记者。

 

熊晓鸽第一次萌发去美国学习新闻的想法。在美国留学期间,他在一家杂志社工作,还拿到华人协会颁发的新闻类奖项。但工作做久了,梦想也破灭了,他觉得自己是做不了法拉奇那样的记者了,于是就重新思考未来。

 

不过,在美国做记者时他创办了华人在硅谷创业的栏目,与创业者接触的时候,知道了VC概念以及这个概念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熊晓鸽给IDG创始人麦戈文写了封长信,约见后,熊说他有两个梦想,其一是把美国的电子信息杂志拿到中国出版,其二在中国做风险投资。


1993年,熊晓鸽在麦戈文的支持下回国创立了“太平洋风险技术基金”,后来更名为IDG资本。一个放弃记者梦想的湖南人,摇身一变,成为最早将技术风投引入中国的人。不过,湖南还是出了几个有名的调查记者,比如邓飞、石扉客、罗昌平。

 

邓飞后来做了公益项目免费午餐计划。罗昌平实名举报了原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后来创业了。石扉客在人大新闻学院建院60周年活动中,讲了当下新闻界的七宗罪。其中一条罪很有意思,叫“行业缺少声援”,意思是媒体做些公权力监督报道后压力很大,学界人不声援,反而去挑细节报道的毛病。讲这话的时候,石扉客还是新浪副总编,后来也离开新闻业了。

 


熊晓鸽虽然不当记者了,但是回国后还是管着IDG在中国投资的第一个项目——报刊《计算机世界》。这是中国科技领域第一家媒体,也曾是排名第一的媒体。在2003年的征订广告上写着:厂商、经销商的认同使《计算机世界》在中国信息产品广告的市场占有率达到50%,是同类媒体总量之和。

 

这份刊物,由中美合办,成立时间是1980年。上一年,中美关系破冰后,麦戈文带着考察团来到中国。当时中国主管IT行业部门的一位部长接见了他。麦戈文向部长建议:“我们希望到中国出版《计算机世界》,以便及时将美国最先进、最好的IT技术介绍到中国,用以帮助中国发展自己的计算机工业。”

 

部长当场表示欢迎。

 

这份报纸虽然得到当时中国计算机总局的等部门的支持,但若没有中宣部的首肯,也是非法刊物。分管计算机的官员跑到中宣部多次沟通后,达成共识:《计算机世界》毕竟是一份不涉及意识形态的专业报纸。

 

也有官员指出:“中国《计算机世界》报之所以能够被批准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中国的计算机工业与美国相比的确落后了一大截……而《读者文摘》之类的报刊大多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在技术上难以提供中国人真正缺少的信息。”并且,“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IDG来得太早了,他们趁主管官员还在打盹儿的时候,拿到了批文。”


在《计算机世界》之前,中国的报纸清一色地全部为党和政府的机关报。《计算机世界》是中国IT第一份报纸,是第一家不需要行政拨款,从创建第一天就完全面向市场,彻底实现公司化运营的报纸,还是第一家吸纳了美元投资的报纸。

 

1980年10月28日,创刊号发行。它售价1毛6分;次年改为半月刊,定价3块8毛4分。创刊号的上放着官员的贺词,介绍了中国的计算机行业现状,其余的则是美版《计算机世界》上的内容。

 

而第13版上则报道了红学专家陈炳藻利用计算机统计得出《红楼梦》是由曹雪芹一人所写的结论。而红学界一直认为《红楼梦》后40回为高锷续作。这真是个妙趣横生的选题。

 


1989年,史玉柱研发出了第一款打字软件,找父母借了4000元钱开始创业。为了推广产品,跑到北京,找到自认权威且发行量巨大的《计算机世界》准备打广告。史玉柱说,我有一个好产品,没有钱打广告,能不能先打广告再付钱?报社不同意,说你连个正规的公司都没有。史玉柱就在那磨,报社最后同意了。

 

广告费当时挺贵,一个版8000块钱,他打了3期广告,承诺最迟一个月付广告费。广告词是史玉柱花了16天改写出来的。广告出来后,效果不错,史玉柱很快就收到订单了。后来,他又在《计算机世界》包下两个整版,一版只有一个字,连起来就是“巨人”。史玉柱评价这个广告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字报,但效果还是不错。


 

这算是史玉柱营销天赋的早期展现了。但是后来巨人欠债黄了之后,史玉柱反思说,要不是媒体当时的捕风捉影,危机就不会严重了。“当年是媒体把我搞死了,搞休克了。如果媒体晚搞我们两三个月,我们就不会死。”

 

但当他做了保健品之后,即使在媒体上砸钱投放广告,对媒体也算是没啥好感了。他说在做脑白金保健品的时候,每个礼拜都能收到电话,电话的大意是你要不投广告,我就曝光。这些电话来自地方以及中央的媒体。

 

如何曝光呢?通常就是一封人民来信,说产品有害。最开始,史玉柱忍了,最后也想开了。他采取一招,“只要遇到这个电话我就给他录音。对方真威胁你的时候,就说反正我有录音”。在一次演讲中,他分享了跟媒体打交道的经验:“媒体,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能少打交道,尽量少打交道……他很容易把你的意思曲解。”

 

说来也凑巧,除了史玉柱的脑白金,中国昔日风光的保健品公司都跟媒体有着奇怪的关系。

 

那个卖补肾口服液的飞龙公司,其老板姜伟会把肚子里的话全都倒给一个陌生的记者,然后一口气买回5000份出刊的专访报道留作纪念。但等他拿回来一看,竟然是批评他个人的稿件。这是个教训,公司要做大,公关团队必须要强大,要敢于审稿。他经常把公司的问题公开在媒体上,有人分析说,正是这种行为,让经销商和客户失去了信心。

 

那个卖口服液的三株也跌进坑了。1996年,湖南一位老汉喝了三株口服液后死亡了。一审判决三株败诉后,媒体的标题是《八瓶三株口服液喝死一条老汉》。这让三株的老板吴炳新陷入了危机。但是,三年后,二审的判决却是无法证明老汉死亡与服用三株口服液的因果关系,而第三方的检定报告也证明产品没有问题。

 

媒体报道三株胜诉的消息出来了,但三株的倒塌难以幸免。有媒体分析说:一个年销售额达到80亿元的企业如何轻易地就被这样一个消费者纠纷案打败,这个企业怎会如此脆弱?

 


保健品都是题外话了。回到《计算机世界》。

 

中国方正集团的前总裁叫王选,他是一位院士,主持研制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让汉字进入了电脑。他喜欢看这份报纸,经常从上边学习优秀企业的经验。

 

他印象最深的是关于CISCO的CEO钱伯斯的报道,还在千人大会上做了分享。“作为一名好的CEO,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懂得喜欢人,就是要能够看到人的优点。喜欢人,能真正喜欢人,才能做一名好的CEO。钱伯斯还说,好的领导人就一定是大家喜欢的,受到大家欢迎是最重要的一点。”

 

王选还把一个名叫王志东的年轻人推荐给了《计算机世界》,让他们做采访。此人就是后来新浪的创始人王志东。他接受采访是在1993年。那年,王志东与他人创建了新天地信息技术研究所,这个公司还挂在方正的名下。

 

新天地当时推出的“中文之星”有了名气,但作为该项技术发明人的王志东却不被人所知。业界将“中文之星”的功劳记在了新天地总经理的名下。王志东与合伙人存在矛盾。而合伙人在媒体上的宣传也令他反感。王志东对媒体有自己的认知:“我非常反感在媒体上面进行虚假的宣传,把整个故事编成好听的,或者倾向于某个人;修改历史,或者对于某些数字进行夸大,这种事情我非常反感。”

 

在接受《计算机世界》采访前,王志东跟合伙人吵了一架。但这篇报道,首次肯定了王志东在“中文之星”的研制和推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王志东总结说,“那一次采访和报道,对于我个人的奋斗历程而言,这是富于历史意义的一次。”

 


这篇报道让当时的四通总裁段永基看到了,后来他找到王志东,做投资,接下来就是新浪的故事了。

 

段永基对王志东还说了段成王败寇的话:“我理解你。我知道你是无辜的或者你受到的委屈。我相信你。我不相信你,我不会给你钱。但是,你怎么样让别人都相信你。你只要在下风里无所事事,大家只会相信你以前的故事。你要想让大家都相信你,你就必须把事情做出来,等你成功了以后,到时候大家就都愿意去听你的话、去理解你。”

 

后来新浪出了王志东事件,他从新浪离职。按照王志东后来的解释,他是被新浪网董事会“不合法”地解职,要求新浪网董事会“给一个说法”。有篇文章用了这个标题《王志东出局 段永基为什么不拉他一把?》

 

等到曹国伟将微博送上市后,这位复旦新闻系的毕业生对媒体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他说:“我知道媒体想要什么,但我就是不想讲故事,我也不喜欢看。”

 

跨国公司也是要看《计算机世界》的。1996年,周伟火昆成为IBM中国区总裁。中国媒体他只看三个,《China Daily》会告诉他,外国人在中国应该注意些什么;《人民日报》告诉他中国的政治气候;《计算机世界》可以了解竞争对手。

 

他接受的采访有很多,很多记者总会问他为何在IBM呆了这么久。某天,他说:“如果你们总是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那我把以前他们发表的文章剪给你们看好了,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

 

IBM是《计算机世界》的客户,但是该刊物的记者明显是想搞事情。

 

记者问:郭士纳(编者注:IBM总裁)是一位非常伟大的企业家,我们大家都非常尊敬他。《财富》也是美国很主流的一份刊物,1998年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情,由于《财富》登载了一篇文章,郭士纳认为十分错误,对他不太公平,所以他就把IBM投放到《财富》上的1000多万美圆的广告撤下来了,他的这种做法和IBM一贯的绅士风度非常地不相符合,也对他自己在舆论中的形象造成了较为严重,而无谓的伤害。那么,他在IBM内部有没有对这件事情做出解释呢?”

 

周伟火昆答:《财富》最近也有一段文章对我们不是很客气嘛,我们也没有用那种办法。

 

记者问:你们的广告曾经一度撤消,后来才恢复的,或许他还没有向大家解释这件事情。对吗?


周伟火昆答:我不知道,我很少看《财富》。但是飞机上有一段时间看看。

 

有个记者让周伟火昆眼前一亮。这个记者跟他探讨管理问题,以及周伟火昆自己在职业生涯中的成长问题。周伟火昆在国外时,时常会遇到这样的采访提纲,但在中国,这是第一次。

 

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计算机世界》的记者刘韧。



有老记者感叹:“今天的记者不可能再像刘韧一样接近那些企业家了。”

 

刘韧曾是中国IT第一记者。他的孩子出生,给金山的雷军打电话,雷军洗了车去医院接他妻子出院。那天晚上,他在川菜馆掏钱请雷军吃饭,丁磊打电话说要送他DVD。听说在吃饭,丁磊还加入了饭局。李彦宏经常邀请他玩杀人游戏,周鸿祎还送他音响。

 

1990年代初,刘韧在阜阳当记者,订了两份报刊,其中一份就是《计算机世界》。“广告都比那些狗屁文章好看多了”。这是他的感觉,但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史玉柱的广告。他隐约觉得计算机是个风口,开始投稿。

 

94年,因为揭露歌星解晓东演出政府摊派门票的事情,丢掉了当地的饭碗。颓废一年多后,北上成了IT记者。来北京的第一个夏天,他从江民杀毒创始人办公室出来,觉得活力四射。“每个人的眼睛都是亮的,都觉得明天会更好。连搬箱子和送盒饭的业务都在成倍增长。没有人会失望和叹气,因为根本没功夫。每件事情都挺容易的,没有什么门槛。而且我们都穷得叮当响,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


 

后来他又跳槽到《中国计算机报》。他不想写评论,就跟领导说,我想写人的故事。他成了稿王,企业家跟他袒露心声,某些人则成为他的朋友。

 

2000年,刘韧创办IT社区DoNews。周年聚会上,马化腾、李开复、李彦宏也会来捧场。周鸿祎在聚会上曾说:“中国互联网就像一个江湖,大家都在这个江湖里混,干什么,做什么,将来都要还的。DoNews做了5年,我建议刘韧把它发展成江湖上大家可以来避避风、聊聊天、喝喝茶的场所。”

 

刘韧后来将DoNews卖给了千橡集团,就任集团总裁。周鸿祎后来做杀毒软件时,刘韧开始看不惯他的行为。360进军杀毒领域时,刘韧跟瑞星、金山等公司关系不错,从中调停,但周鸿祎不搭理他。之后,刘韧帮瑞星出了几篇360的负面新闻。

 

后来,360以付费公关的由头设套找到徐新事,此人是刘韧的小弟。事成之后,360相约茶馆结尾款,并要求刘韧到场。当刘韧他们接过8万块现金的时候,埋伏好的警察出现。2009年,刘韧因为利用媒体敲诈勒索,被判了几年。

 

家人想办法,有人打电话给柳传志、王功权。柳传志没说话,王功权则说,周鸿祎不让外人介入这件事情。出狱后,刘韧把周鸿祎送给他的音响送给了别人。周鸿祎托人带话,想冰释前嫌,但刘韧拒绝了。

 

刘韧后来成立了一个投资基金。2012年,有《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他,他说:“相信你不是来害我的。”回首往事,他说,“很多人做很多事都是身不由己。我只能说我触碰了一个巨大的利益,而我当时没意识到。有朋友警告过我,利益越大,风险也就越大。我知道很多秘密,那些秘密充满暴利、肮脏和不择手段。”

 

有人分析说,DoNews就是个典型,对方不给钱就出篇负面。熟悉刘韧的媒体人评价说:“他看着相当一部分大佬从普通人成长为亿万富翁,心理不平衡是肯定的。你们都这么有钱了,分我们一部分又怎样?他想要和他们站在一起,却忘了他以前和他们平起平坐时是个记者。他踩在云上,下面是空的,平视大佬只是个幻觉。

 

刘韧否定了这种评价。

 

但是有人确实看得出问题。1999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见了《财富》杂志社总编辑约翰·休伊。两人讨论了新闻业务,但刘东华记住的却是约翰·休伊的话:全球500强的CEO很多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只要我一离开《财富》杂志,他们会立即扔掉我的电话号码。他的意思是他们认的是这个品牌和平台,而不是他本人。

 

但是,刘东华后来成了正和岛的创始人,跟企业家关系始终密切。从中企出来的牛文文,创办了i黑马,没有关系,黑马营的嘉宾怎么请得动呢?当然这是另外一种故事了。

 


2010年,《计算机世界》刊登了一篇题为《“狗日的”腾讯》封面头条文章,文中把腾讯作为互联网公敌进行批判。腾讯表达了抗议,拟起诉。媒体先是硬挺一把,后来道歉了。

 


媒体与企业之间的故事有很多。4年前,《京华时报》刊登76篇批评报道,指责农夫山泉标准不如自来水,农夫山泉决定起诉《京华时报》。今年,它决定撤销对京华时报的起诉。“撤诉仅再次表达我们对法律秩序的失望和无奈。”

 

5年前,《新快报》刊发10多篇文章披露中联重科内幕。后来,发表稿件的记者陈永洲向民警坦诚,自己受人指使收人钱财,发表失实报道。他最后进了监狱。

 

这两年自媒体火热了,企业起诉自媒体的例子也多了。打倒自媒体吧,反正太阳底下无新事,双方哪个心里没鬼就没事。


*部分图片购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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